作者:王紫庐  文章加入时间:2017-12-27 16:18:12 浏览数:612
【紫庐文集】《党也有颗“娘的心”》

  

——谨献给千千万万上山下乡的知青

 

王紫庐

2017年9月27日

 

 丹桂飘香时节,组织派我到省委党校学习。暂时放下手中工作,心无旁骛读书学习,非常难得。在这里,我通读的第一本书就是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——不同的人,素描式地勾勒出当年的人、当年的事,语言朴实而亲切,叙述形象而生动,令人沉思而感怀。


       文革伊始,学校不上课、大学不招生、工厂不招工,武斗愈演愈烈。《人民日报》发出毛主席最新指示: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。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,把自己初中、高中、大学毕业的子女,送到乡下去,来一个动员。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。”一夜之间,武斗应声而止,形势得到根本扭转。上山下乡光荣、不上山下乡可耻的政治氛围迅速形成,“所有学生闻风而动,不约而同都齐刷刷聚到了学校,打听和忙于上山下乡的事”。短短数日,全国几百万“老三届”学生,打起背包就出发,毅然决然离开城市、离开家人,到农村去、到边疆去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这种令行禁止的号召动员能力,雷厉风行的组织执行能力,旷古未闻,翻遍史书也难找到第二例,堪称奇迹。仔细想一想,在这么短的时间内,各地农村如此高效快速地吸纳规模如此庞大的知青群体,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和一定基础的集体经济,能行吗?


      上山下乡决策,《人民日报》称之为“实现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”。如今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同志,正是当年那千千万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,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,也许是历史的必然。曹谷溪1997年在《延安文学》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:“我不知道亲爱的读者是否曾关注老三届们的命运和成长过程?这是一批特殊历史境遇中造就的一批特殊胆略、特殊气质、特殊品行的人们。……在社会转型、时代变迁中,这一代人是我们国家、民族的希望,是世纪交替的桥梁”。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,了解社会,接触工农,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了锻炼,增长了才干,为建设农村和边疆做出了贡献,这些人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。习总书记回忆说:“在这一批知青中,出了不少人才。1993年我应邀回去了一次,当时我是省委常委、福州市委书记。延安行署专员给我讲,你们知青来了2万6,号称3万。现在出了省部级干部八个,厅局级干部大概二三百个,处级干部有三千多个,这是一笔大资源。在八个省部级干部里,我了解的有王岐山。此外,还出了一批作家,像陶正,写《魂兮归来》、《逍遥之乐》,他是去延川的知青。还有路遥,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,写了《人生》。还有个作家叫史铁生,写了《我那遥远的清平湾》,这个清平湾就是过去他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。”


      上山下乡苦其心志、劳其筋骨,在锻炼中成长,这是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,这是一生弥足珍贵的财富。当年的陕北农民,一生只洗两次澡,生一次、死一次;一天只吃两顿饭,早一顿、晚一顿;一年只穿两套衣,冷一套、热一套。如果不深入农村,和农民摸爬滚打在一起,同吃同住同劳动,又如何了解到这最真实的农业、最真实的农村、最真实的农民?黄土高原的贫瘠由来已久,古老的陕北民歌信天游是那么苍凉而慷慨。北宋范仲淹的《渔家傲·秋思》描写很形象:“塞下秋来风景异,衡阳雁过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,千障里,长烟落日孤城闭。”在这种缺雨水、少植被的严酷自然环境里,农业的发展与农民的生存注定是艰辛的。“到了春节,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(知青),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,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”。“十五过后,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,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。当时我们还奇怪,人都哪里去了?很快,我们就知道了: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。……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,非常震惊,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梁家河的老乡,自己肚子都吃不饱,甚至还出去要饭,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”。在乡亲们的眼里,知青是毛主席派来的人,对待知青就应该像对待当年的中央红军一样。


      1973年5月,病中的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领导人到延安参观考察。当他看到延安解放多年变化不大,乡亲们生活仍这么苦时,75岁的总理不禁老泪纵横。于是提出“三年变面貌,五年粮食翻一番”的目标,并让北京市从各方面对延安进行支援。北京市根据总理指示,选派干部帮助延安建设,帮助知青解决生活困难。让人民过上好日子,这是总理的殷切希望,也是党的殷切希望。陕北为之震动,广大干部群众憋着一股劲。习近平“当时受到的触动也很大,他觉得应该响应和落实周总理的号召,要对得起陕北的老百姓”,“今后如果有条件、有机会,我要从政,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”。


       几年前他并没有这样的想法。1969年,当他顶着“黑帮子弟”的帽子,第一次离家远行,“流放”到延安插队落户时,习近平才15岁,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。母亲送给他一个针线包,上面绣着三个字:“娘的心”。虽然父母遭到不公正对待,家人天各一方,但解放区的天还是晴朗的天,党和政府还是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和政府,这一切都没变。中学老师语重心长地嘱咐他:“要相信党,要守纪律”。在陕北黄土高原,延安人以宽广的胸襟接纳了他。在延安人眼里,“评价一个知青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”。在大队、公社和县委各级组织以及乡亲们无私的关心、爱护和帮助下,凭着个人的智慧与善良、毅力与实干,习近平渡过了跳蚤关、饮食关、劳动关以及最重要的思想关,逐步锤炼成为一个成熟的、地地道道的延安农民,成了种庄稼的好把式;不仅摘掉了“黑帮子弟”的帽子,而且逐渐发展成为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,并进而成为全县“先进青年”,受到表彰;不仅入了党,而且成了大队书记,从此有了施展才华与抱负的一个又一个舞台。他带领村民打井、建坝、垦荒、办沼气,始终站在第一线,创造性地解决了水源、燃料和粮食温饱等诸多生产生活问题,为当地农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。“近平下到井里,两条腿都踩在泥水里,挖下面的泥土和石头,一干就是很长时间,实在撑不住了再换人。打这口井的时候,近平的腿冻得落下了毛病,冬天的时候就容易腿疼”。乡亲们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。习近平说:“15岁来到黄土地时,我迷惘、彷徨;22岁离开黄土地时,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,充满自信。作为一个人民公仆,陕北高原是我的根,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:要为人民做实事!无论我走到哪里,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。”1975年十月的一天,乡亲们听说习近平就要离开延安、去北京上大学了,于是一大早自发地前来送行。习近平早上还没起床,“门口就已经站满了人。近平起床后,一推开窑洞门,看到大家都来送他,先是吃了一惊,接下来就非常感动……一个叫石玉兵的残疾人,双腿行动不便,平时不怎么出门,他拄着双拐,一步一步地挪过来要送近平。近平赶忙过去拉住他的手,当时就下泪了。”


       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。我们周围有无数这样的人——无论是平凡的,还是不平凡的,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热爱这个国家。大批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,虽然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,但是他们无怨无悔。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,他们就像当年的红军一样,用辛勤的汗水谱写了一曲属于自己、也属于那个时代的青春之歌。党没有忘记他们,党也有一颗 “娘的心”,心与心贴得最紧、最近。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,1970年,“老三届”上山下乡的第二年,知青有了招工的机会;1971年,知青有了上大学的机会。到1972年底,在党和政府安排下,延安百分之八九十的知青都已经陆续离开了农村,再次奔赴另一片新天地。


       前行的路,曲折难免。毛主席说:“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,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,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”——是的,一定会兴旺起来。到这个队伍中来吧,鲜红的党旗下,凝聚我们的力量,让汗水在拼搏中挥洒、让青春在奋斗中闪光!


【后记】九月秋来,读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。同学赵振刚兄亦曾在陕西周至渡过五年知青岁月,并娶了个陕北延川婆姨,言及往事,颇多感慨。9月25日同赴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凤阳小岗村研修,幸会关友江、严金昌先生——当年十八位大包干带头人中的两位,亦闻亦见亦言亦思。27日午后归,心有所感,夜不能寐,遂写此文——一篇别样的读后感,谨献给当年那些千千万万上山下乡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知青们。

 此文获安徽省直机关“感知·感受·感悟——读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”读书征文优秀奖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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